宋府的变迁

   本为陋室，却诩为府邸，不过是我一时之雅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儿子结婚，按旧俗门前挂了两个贴有“囍”字的红灯笼。巧的是那天我们那栋住宅楼还有一家结婚的也挂了两个贴有“囍”字的红灯笼。有的宾客走错了门，弄得很尴尬。我灵机一动，提笔蘸墨在洒金纸上写了“宋”“府”二字贴在我家那两个红灯笼的“囍”字两侧。于是，“宋府”成了那个年代我的朋友圈里的谈资。有时朋友见了面会打趣地说：“走，去贵府参观参观。”

   那时，我住得是一套60平米的楼房；三室一过道，厨房、洗手间俱全。门是黄漆木板门，窗是内黄外绿的木框小玻璃窗。室内狭窄，光线暗淡。唯一可以称道的是作为主卧室的房间里打了一组贴墙而立带拐角的组合橱；紫红色，刷清漆，光亮鉴人。作为客厅兼餐厅的房间里的饭桌上摆了一台二十一吋的彩色电视机。当时，大部分人还住平房，我也是几年前从干打垒似的平房里搬上楼。这样一套住房当然是可炫耀的资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结婚时，单位领导从家属院里腾出一间不足10平米的平房给我做婚房。此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得，灰砖砌基，石灰坯子垒墙，秫秸箔上盖红瓦。室内墙皮大片脱落，裸露着酥松的黄土；门窗玻璃残缺不全，钉着印有药名的纸箱板或糊着旧报纸。我和妻子用白石灰水粉刷了墙壁；找单位里的木工师傅换上门窗玻璃；请木工师傅在单人床一侧的两条床腿上钉了两个木三脚架，帮上一块木板，做成双人床。当时，令同事们羡慕不一得是双人床的一侧安放了一个带穿衣镜的大衣柜；因为大多数人的家当不过是一对木板箱或一个柳条包。衣柜是妻子的娘家陪嫁的。她父母在煤矿工作，每年都分几捆做坑木时锯下的板皮。他们把板皮两边薄的部分砍下烧火，中间稍厚的部分积攒起来拼成板材做成衣柜。这衣柜虽笨重，但结实耐用。美中不足的是拉嫁妆时不小心碰坏了玻璃镜，临时抱佛脚，割去破损部分补上一块平板玻璃，内衬半张年画。这应是“宋府”的雏型。我们三代四口人在这个“府”里一住就是十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中一条便是解决住房问题。但当时百废俱兴，经济拮据，单位无力建房。于是，领导发动符合政策的职工集资，一户投了3000元钱，一年后分得了一套设施齐全的楼房。这就是我自诩的“宋府”了。我们一家四代六口人在这个“府”里住了二十七年。
   岁月刻痕，风雨剥蚀，引以为荣的“宋府”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木板门裂开了缝，两面包上三合板；窗框散了架，换成了铝合金；自来水管锈迹斑斑，捆绑着数个创可贴似的钢套。因为是一楼，下水道经常堵，带粪便的污水从厕所里的蹲坑溢出来弄得满屋臭气哄哄。更可恶的是老鼠，白天黑夜的出溜，咬衣服啃书，糟蹋食物，防不胜防。我们住够了破落的“宋府”，做梦都想换一套新房子。可靠工资生活的人买套房子谈何容易。

   2014年，市政府决定对明水城部分片区进行旧房改造。我的住房恰在改造范围之中。这无疑是空中掉馅饼。公告一出，我立马租了套房子搬了出去。两年半后，我得到了一套回迁房。
   我的新房位于二楼。面积125平米，三室两厅两卫。双凉台，大飘窗。宽敞、明亮。我没大动干戈地装修，只是卸去黄色木板门，换上紫红色的实木烤漆门。主卧室按了一张胡桃木双人床，一个胡桃木四开门挂衣橱。客厅里摆放一套酸枝木家具：沙发，茶几，高几，影视柜，大小八件。深红色透着黑花纹，溜光水滑；雕鸟刻花，栩栩如生。座椅后边的粉墙上悬挂一块红匾。匾上刻着“寿山福海”四个描金大字；那是我母亲百岁寿辰时乡贤送得寿匾。天花板上镶一红木镂花框的吸顶灯，足有一米见方。整个房间古色古香，厚重大气，真有“府”的模样。

   新“宋府”只有自我欣赏，不能再作为自诩的资本了，因为当年朋友圈里的那些老伙计都有了自己的府，他们的府甚至比“宋府”更气派。（作者 宋光明）